“什么玩意儿？”村东头的赵寡妇不识字，扯下烟盒纸问邻居。

“政策文件！说提留不能超过百分之五！”邻居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“可咱们交的，是八分啊！”

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村子。那天下午，村委会的门槛差点被踩破。

“王会计，这烟盒纸上的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胡闹！这是有人造谣生事！”村委会主任刘建国拍着桌子，“镇里定的标准，能错吗？”

“可这白纸黑字……”

“什么白纸黑字？烟盒纸也算文件？”刘建国把烟盒纸揉成一团，“都散了！该干嘛干嘛去！”

人群慢慢散了，但疑问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土里。

那天晚上，周满仓家来了第一个人。

是李老根。他揣着两个红薯，在门口踌躇了半天才敢敲门。

“满仓，那纸……是你贴的？”

周满仓点点头，把李老根让进屋，又看了看门外，才轻轻关上门。

“我抄的，一字不差。”周满仓从怀里掏出那份皱巴巴的文件，“镇上公开栏里贴着的，我抄了三天。”

煤油灯下，两个脑袋凑在一起。周满仓指着文件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：“农民承担费用……包括村提留、乡统筹费……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……”

“那咱们交的八分，多出来的三分去哪了？”李老根问。

周满仓没回答。他翻开另一个本子，那是他偷偷记了三年的账：每户的田亩数、产量、交的公粮、提留款。一笔一划，清清楚楚。

“老根叔，你家三亩地，去年亩产八百五十斤，总产两千五百五十斤。公粮七百六十五斤，提留二百零四斤，是按百分之八收的。如果按百分之五，应该是一百二十七斤半。你多交了七十六斤半。”

李老根的手指在账本上摩挲，粗糙的指腹划过那些数字，像抚摸着土地的裂痕。许久，他抬起头，眼里有了光：“满仓，你得给大伙讲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