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，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，主要内容是：开阡陌封疆，废除井田制度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奖励农战，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，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，实行郡县制，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。

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，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。

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，提出“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”，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。

商鞅重“法”，申不害则重“术”。

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,此人主之所执也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。

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、玩弄法柄，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，君主应以“独视”、“独听”、“独断”的手段来实行统治。

他认为，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，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。

慎到是法家中强调“势”治的一派，主张君主可以“握法处势”，“无为而治天下”。

他从“弃知去己”的观点出发，提出“大君任法而弗躬，则事断于法矣”

慎到以法为最高准则，提倡“官不私亲，法不遗爱，上下无事，唯法所在”（《君臣》），强调“法”必须和“势”相结合，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，所谓“贤智未足以服众，而势位足以缶贤者”，但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。

“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，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