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3月25日，王玉娥在作案时被铁路公安机关当场抓获。由于当时公安机关还不完全清楚她的犯罪程度，她只是被临时看押。

在羁押期间，王玉娥追悔莫及。她最放心不下的是被锁在家中的孩子。一次解手时，她趁看守不备，翻过厕所围墙逃跑了！

她一路狂奔回家，拉起孩子就开始了逃亡生涯。湖北、湖南、河南，她们母子辗转多地，天天东躲西藏。

最终，她又冒险回到了故乡南阳。在车站附近，一个叫任国顺的男人收留了她们。她似乎又有了一个“家”。

1991年12月25日上午，铁路司法机关在南阳车站召开公开宣判大会。盗窃铁路运输物资近十九万元的李国有、吴月翠等五名主犯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。

王玉娥竟然也来到了宣判会场。或许是想看看昔日“伙伴”的下场，她忘记了自己逃犯的身份。就在人群中，有人认出了她。

第三天，她就被抓获归案。

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已定，王玉娥望着吓呆了的孩子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孩子，给你任伯伯磕个头，往后就跟他过日子吧！”孩子顺从地跪在地上，给任国顺磕了个头。

这一刻，成了母子俩的永别。

1992年8月13日，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过公开审理，一审判处王玉娥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进一步审理，驳回王玉娥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六、情与法的拷问

当这一判决最终公布时，了解王玉娥全部身世的检察官情不自禁地掉了眼泪。王玉娥的哥哥、弟弟也痛哭着，恳求将外甥带回家中抚养。

但王玉娥拒绝了！她永远忘不了当初被家人“白眼”相逼的苦日子。

审理此案的法官、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，无不对王玉娥的遭遇抱有同情。然而，法律是无情的，它不相信眼泪。

那么，究竟是谁逼迫王玉娥成了“贼”呢？

是那个索要一千五百元“风险保证金”的嫂子？是那个迷信“妨主”、对她施暴的丈夫？是那些嫌弃她“带子归家”的娘家人？还是那个教唆她“偷铁路致富”的吴月翠？

或许都是，又或许都不是。

王玉娥的悲惨遭遇，确实受到了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。这种同情，是社会正义与人间真情的一种自然流露。

因为她走上犯罪之路，确实有着家庭、亲人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。

然而，面对悲惨的命运和不幸的人生，王玉娥在自我把握上发生了重大偏差。

在困难与绝境面前，她最终选择了损害他人、危害社会的道路。这个错误的抉择，让她必须接受法律最严厉的处罚。

1993年的那声枪响，不仅结束了一个年轻的生命，更留下了一个沉重的问号——当一个人被生活逼到绝境时，社会该如何给予他们守住底线的力量和希望？

这个问号，至今仍在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