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令他心动的，是俄瑞战争后期，法国派驻斯德哥尔摩的特使在公开场合，当众指责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，这种立场在瑞典议会赢得了满堂喝彩。在民众对俄国扩张充满恐惧与不满的情绪下，安德鲁特使的表态，无疑为欧陆征服者在瑞典赢得了极高的声望。

然而，这位“法国表弟”的野心同样令人生畏。当吉科宁伯爵带着密令抵达波兰前线时，安德鲁就在华沙的私人宫殿里予以接待。

“瑞典的铁矿石的确诱人，”他转动着镶嵌蓝宝石的戒指，目光扫过桌上的欧洲地图，继续说道：“但贵国与英国的商贸与军事同盟，就像北海的浓雾般令人不安。”

此时的瑞典，虽然经济衰退，却仍凭借着与英国的贸易往来维持着一定的国际地位。英国商船带来的不仅是物资，还有政治影响力，这让瑞典在欧洲的政治天平上摇摆不定，也让安德鲁对其难以完全信任。

安德鲁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自17世纪“自由时代”以来，瑞典议会效仿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宫，逐渐将王权关进制度的笼子。

这种政治体制与他推崇的集-权模式格格不入，安德鲁曾在私人信件中形容瑞典议会，是“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”。

当时的瑞典议会中，不同政治派别斗争激烈，贵族派、市民派与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各执一词，决策效率低下。

当波兰贵族们主动的对安德鲁俯首称臣，将“欧洲征服者”的称号，刻在维斯瓦河畔的石碑上时，瑞典议会却在激烈辩论是否要限制王室的军事权，这种内耗让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难以形成合力。

吉科宁伯爵在华沙城中等待了整整5天，才得到与安德鲁会面的机会。这位芬兰贵族在递交国书时，注意到法国执政官的办公桌上摊开着瑞典地图，红色标记密密麻麻标注着铁矿、港口与军事要塞，而议会大厦的位置被重重画了个叉。

“请转告陛下，或是我的那位素未谋面的表哥，”说着，安德鲁合上地图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我更愿意与懂得服从的盟友共舞。”

自始至终，安德鲁都拒绝将自己的私生子送到天寒地冻的瑞典。不过，在桌面上已备好的文件被推至对方面前，上面工整地罗列着卡尔·奥古斯特与腓特烈·克里斯蒂的履历。显然，这两位丹麦王室出身的远房侄儿，此刻成了安德鲁婉拒的完美挡箭牌。

当吉科宁伯爵失望而归时，安德鲁却抛出了橄榄枝。那是欧洲的征服者看中吉科宁伯爵在芬兰的影响力，还有其个人的行政才能，将其招致麾下担任鲁尔大公国的内政大臣。

事后，吉科宁伯爵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卡尔十三世的嘱托，从法国那边寻求一位合法继承人。

不过，安德鲁却接纳了这位瑞典籍的芬兰贵族的投效，令后者前往杜伊斯堡，担当了鲁尔大公国的内政大臣，一年后，吉科宁伯爵成为首席大臣（首相）。

至于吉科宁伯爵家族，还有其他不愿意投降俄国的芬兰爱国者，也纷纷前往西波美拉尼亚定居。